用法律擦去被拐妇女的泪水

近日，拐卖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必须用好现行的法律，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我们欣喜地看到，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法律一直在进步，虽然它离理想状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通过对刑法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将收买人口规定为犯罪的历史较短，仅30年。但是，法律的步伐一旦迈出，意义依然是巨大的：

1979年刑法第141条规定，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此罪最高刑提高到死刑。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为了突出对妇女儿童的保护，将拐卖人口罪改为拐卖妇女、儿童罪，并提高其基准刑。同时首次增加收买型犯罪，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997年刑法则基本保留了1991年决定的内容，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8种加重情节可以判处10年以上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免责条款修改为从宽条款，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一律追责。

买卖刑罚的不匹配

对卖方和买方刑罚规定的明显不匹配，使得刑法对买方的打击力度要弱得多。

对比一目了然。我国刑法第240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基准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规定八种加重情节，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第241条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规定了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数罪并罚。如果不考虑强奸、非法拘禁等暴行，单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最高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

相关数据显示，实践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量刑较轻。一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477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相关判决书为样本进行分析的文章指出，从判决情况看，存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与其他犯罪并罚的案例，一种是与强奸罪并罚，另一种是与非法拘禁罪并罚。

但总体而言，数罪并罚的案件并不占主体，绝大部分案件仅判决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

即便严格贯彻第241条数罪并罚的规定，依然和第240条的刑罚不匹配。

因为第240条拐卖妇女罪的基准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八种加重情节的，比如拐卖过程中强奸，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即使和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数罪并罚，和拐卖妇女罪加重情节的刑罚相差仍然较大。

比如，行为人收买了一位被拐卖的妇女，实施强暴、非法拘禁，最后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三罪数罪并罚。这三个罪名的基准刑分别是三年以下，三年到十年，三年以下，假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2年，强奸罪判4年，非法拘禁罪判2年。

按照数罪并罚原则，并非三个罪名的刑期简单相加，而是在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总和刑期以下来判，那就是在4年到8年的区间进行量刑，最后完全可以判处5年有期徒刑。

但是，如果在拐卖过程中实施强奸，起点刑就是10年以上。因此，即便把第241条数罪并罚条款全部用足，也和拐卖妇女罪加重情节的刑罚相差较大。

换言之，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数罪并罚的规定明显轻于拐卖妇女、儿童加重处罚的规定。

最后，与男性相比，收买妇女、儿童和收买男性的刑罚也可能不匹配。收买成年男性从事劳动，触犯的是刑法第244条强迫劳动罪，基准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加重情节可以判处三至十年。但是收买妇女从事“生产”可能还判不了十年。刑罚不太匹配。

人和物保护力度体系性失衡

与收购保护动物相比，刑法对收买妇女儿童的保护力度偏低。

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无论是买还是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都同罪同罚。该罪的入罪标准没有情节严重的限定，只要是二级保护动物，卖或买一只也构成犯罪。

有时收购一只一级保护动物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如金丝猴、大熊猫、豹子等，收购一只就达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购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最高也可能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比如买一张虎皮。

与收购保护植物相比，刑法对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保护力度偏低。刑法第344条规定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根据该条规定，无论是出售，还是购买重点保护植物或植物制品，买卖同罪同罚，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

与收买赃物相比，亦是如此。同样是犯罪所得，如果收买赃物，构成刑法第312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基本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人不是物，被拐妇女不是赃物。所以收买被拐妇女，最高只能判三年。如果买了一个被偷的机器人，最高则能判七年。

总体上来看，刑法对于妇女、儿童的保护力度还有提高的必要，这是在立法论上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罪名污名化的困惑

有学者指出，用“买卖”来形容该种犯罪行为本身是偷换概念，掩盖了拐卖犯罪的重罪本质，是对暴力侵犯妇女权利行为的粉饰，还暗含着对妇女人格尊严的侮辱和否定。

因此主张取消对拐卖妇女罪行的所有有关“买卖”的说法，用“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罪”替代“拐卖妇女罪”，用“受让控制妇女罪”替代“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这种意见令人耳目一新。

但是人类的语言必然是有瑕疵的，这是人类有限性的一种体现。适用无谬的语词描述错谬的行为在逻辑上很难自洽。细究起来，语词的瑕疵在罪名中比比皆是，罪名的污名化普遍存在。

例如故意杀人罪。一方面，人是不应该被杀的，但很少有人认为规定故意杀人罪就是把人给物化了；另一方面从逻辑上来说人是不能被杀死的，因为人在死亡的那一刻就已经不再是人，伊壁鸠鲁的主体难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准确地说，罪名似乎应该是故意剥夺生命罪。

然而，批判故意杀人罪的罪名表述并无太大必要。因为罪名只是对犯罪行为的笼统概括，处罚的最终落脚点仍在于刑罚。拐卖犯罪亦是如此，既然刑法已经将拐卖、收买妇女、儿童规定为犯罪，那就代表着法律对这种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代表着法律认为人是不能被交易的。因此，彻底改变罪名意义不大。

要用好用足现有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