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发生在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办公室内的这起血案，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在支付本息184万及一套价值70万的房子后，于欢之母苏银霞仍没有偿清此前所借的135万高利贷。这笔高利贷，双方约定月息10%。这意味着，年利息高达120%。只需要10个月，135万就会翻番，变成270万。这种高利息不受法律保护。但出借人从一开始，可能也就没有考虑过法律手段这一问题。他们有一套自己的丛林法则。

在于欢出手之前，讨债者们已有一些极端措施。

比如拉来烧烤架、木炭、肉串、零食和啤酒，将烧烤支在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门口，若无其事地烤串饮酒。

又比如，拉来砖头，木柴和大锅，在公司内垒砌炉灶烧水喝。“在当地只有出殡才这样烧水。”

2016年4月14日，催债手段升级。

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被限制在了公司财务室，由四五人看守，不允许出门。当着这对母子的面，讨债人故意用手机播放黄

色录像，并把声音开到最大。

继续当着儿子于欢的面，讨债人用各种语言羞辱苏银霞。“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

期间，讨债人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母亲苏银霞嘴上。于欢试图反抗，被讨债人抽了一耳光。期间，讨债人还故意将烟灰弹在苏银霞胸口。

最极端的一幕是，讨债人甚至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侮辱苏银霞。对于极端手段，撰写此稿的南方周末记者王瑞锋表示，讨债人杜志浩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和另十名涉黑男子的面，脱下裤子掏出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往她嘴里塞。

这样的场景，可能只有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才会见到。

日军攻陷南京城后，六朝古都遭遇史无前例的浩劫。为了满足兽性，除了奸淫掳掠外，日本鬼子还强迫母子、父女翁媳乱伦。僧尼性交，威迫口交直至割乳破腹。

讨债者杜志浩等人一系列的行径，不是一般的暴力。从人伦角度，已是一种近似于日本法西斯的行为。

同样令人发指的则是，面对明显的暴力催债、非法拘禁，民警只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监控显示，从民警抵达到离开，只有4分钟时间。

看到警察离开后，无望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但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血案发生。

2、

对于民警的离开，可能的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种。

一是和讨债者本身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难理解，绝大多数类似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背后，都站立着保护伞。朗朗乾坤、昭昭日月，若没有保护伞存在，组织岂能长大？这些组织又岂能长期为害一方？

第二种情况，则是职业性麻木。习以为常的倦怠、熟视无睹的冷漠，才是最大的危害。毕竟，保护伞只是少数。

但不管怎样说，现场几位民警的处置方式，已涉嫌渎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血案，恰恰发生于警察到来，然后又离开的一瞬之间。

换句话来说，于欢出手，固有对母亲遭受侮辱的切肤之痛。但同时，也有基于对法律的失望。

在警察撒手不管后，刺死侮辱自己母亲的人，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高于法律的正义问题。在法律诞生之前，霍布斯所说的“最初的人”会怎么做？在警察对暴力视而不见时，复仇是完全合乎自然法的。因为此时，法律已经失效了。

另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当于欢试图往外冲时，他也不一定想杀人。

在警察撒手不管情况下，他向往冲，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想摆脱被人拘禁这一状态。当他被人再次拦下，无法摆脱被拘禁的绝望处境时，随手拿一把刀乱捅，这是一种正当防卫。

最令人遗憾的是，最终的法院判决，在此让人们对法律的期望落空。杀死辱母者，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这个判决的最大危害之处在于，它直接造成了一种人伦的坍塌。

3、

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百善孝为首”，孝与忠，如同两翼。虽然历代统治者从统治需要角度，一直大力提倡“忠君爱国”思想。在一些“忠孝不能两全”故事中，不少人也舍小家而顾大家，最终选择了忠并受到传诵。但孔子也说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孔子看来，一个没有孝的人，要让他忠，可能也很困难。

要理解孝，就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当自己的父母受到杀伐，受到伤害，受到羞辱时，应该

怎么办？

这个问题，子夏曾经问过孔子。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这也正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一词的来历。对于杀害自己父母的仇人，孔子的说法是：“睡在草垫上，枕着盾牌，不做官，和仇人不共戴天。不论在集市或官府，遇见他就和他决斗，兵器常带在身上，不必返家去取。”

过往的历史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东汉时期，有一个名叫董黯的人，邻居王寄一次趁董黯不在家，闯入家中，侮辱了他母亲。不久，母亲含恨亡故后，悲愤交加的董黯寻找机会，杀死王寄并向官府自首。汉和帝得知后，“释其罪，旌其异行，召拜郎官。”当然，董黯并没有应诏。最后，董黯所在的大隐溪因为更名为慈溪。这也是今天宁波慈溪市的来历。

同时以血案发生的山东为例，三国时期出了一位名叫臧霸的猛人。臧霸之父臧戒，当时大概是今天泰山华县看守所所长。司法过程中因为不听地方行政长官太守招呼，被太守拘捕。“霸年十八，将客数十人径於费西山中要夺之，送者莫敢动，因与父俱亡命东海，由是以勇壮闻。”在司法不公情况下，臧霸直接以劫道的方式，解救出父亲。史书记载，臧霸“由是以勇壮闻”，显然，对于臧霸此举，也是一种褒扬状态。最终，山东好汉臧霸成长成为魏国的一名将军，和张辽齐名，长期令东吴闻风丧胆。

这样的情况，甚至在唐代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当时，一个名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当时的县尉赵师韫枉杀。为报父仇，徐元庆隐姓埋名，在驿站中当一名仆人。最终寻得机会，在驿站一刀将已升为御史的赵师韫杀死，并向官府自首。

这起案件，在当时引发极大争议。包括大诗人陈子昂都卷入其中。当时占上风的观点是，徐元庆应该受到表彰，至少应该予以无罪释放，因为徐元庆是为了替父报仇才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因此，尽管徐元庆杀了人，但他杀人的动机高尚，出发点良好，在讲究以德治国的大背景下，朝廷应该赦免徐元庆的罪行。 但陈子昂力排众议，写下一篇《复仇议》，核心观点为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按照唐律当然毫无争议地应该判处死刑，只有判处死刑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徐元庆这样做却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将杀父的仇恨记在心间，誓与仇人不共戴天，其孝心感天动地，足以令日月变色。最终，朝廷采纳了陈子昂着一观点，一方面将徐元庆处以极刑，另一方面，则对其行为予以大力表彰。

一边把人杀死，一边却又表彰，这是一种既想维护社会公义，同时又可以避免犯上作乱（毕竟，徐元庆所杀者系朝廷大员）的和稀

泥，分裂式做法。几十年，一个名叫柳宗元的又写了一篇《驳复仇议》，核心观点为，处于极刑和表彰不能共用，这会造成律法的紊乱。另外，徐元庆是一个“守礼而行义”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不会与“王法”为敌的人。在柳宗元看来，徐元庆之杀赵师韫，直接原因是赵师韫“虐于非辜”；间接原因，在于“执事者”的不闻不问。

在柳宗元看来，执事者的渎职和职业性麻木，也是徐元庆杀人的帮凶。

以此反观新近发生的山东血案，一个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于欢换成另外一个普通人或者就是你，又该怎么办？

现代社会，我们需要遵守法度。当法度也无能为力之时，总不能任由自己的父母令人欺辱吧？

那真的会造成整个人伦的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