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法治40年

16开的白纸上，写满手写的草字，不时还有勾划。纸上写着：一. 解放思想 开动机器；二. 发扬民主 加强法制；三. 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图为邓小平手迹。这份邓小平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亲拟的提纲正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展出。（张慎思摄）

1978年，深秋的北京，落叶纷扬归入大地，为即将到来的一个盎然勃发的春天孕育着生机。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议，整整开了36天！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后来，美国学者、《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说：“这也许是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了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那三页纸上的文字，实际上是邓小平亲笔为起草讲话写的8点提纲。彼时，在拨乱反正已成当务之急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与加强民主法制，已然孕育于这位总设计师的心中。

三天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12月18日到22日，三中全会只开了短短5天，中国却自此进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庄严地写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

告别“无法无天”的年代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徐徐开启。是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件标志性的大事件，对中美和世界都影响深远。

这一年中美之间也发生了一件法律大事件，美国公民杰克逊等9人代表300多人状告中国政府，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湖广债券案”。代理中国政府在美打这场官司的是著名的美国贝克·麦肯思律师事务所。此案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恶债不继承”。最终又经“法院之友”外交斡旋，美地方法院撤消了判决，中国避免了巨额赔偿。

也就是在这一年，贝克·麦肯思的一位“中国通”律师陶博（Preston Torbert），开始着手一项意义更为深远的业务，试探着在中国拓展为可能到来的外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这位拥有哈佛大学法律博士（JD）学位的律师，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早在1975年，就曾作为法律顾问随当时极罕有的美国企业来华参加广交会。回忆起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中国的经历，他清晰地记得中国官员明确对他说：“中国没有律师，也用不着律师。”他只好一遍遍地解释律师能够帮助在订立合同中明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避免将来引发争议。这位被称作“美国鬼子”的律师甚至学会了用当时中国一个公共卫生方面的流行词汇“预防为主”来说服中方当事人。1981年，经过不懈努力，他带领贝克·麦肯思将它的办公室开到了北京，这也是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国律师事务所。

那个时期的中国，用后来出任WTO“大法官”张月姣的话说是“无法无天”。其时法律几乎是完全的空白，一切都是随意和可变更的。张月姣曾对本报记者回忆说，曾长期从事外贸谈判的她，所见外方客户最感困惑和沮丧的事就是“无法可依”。外方客户每每不知所措地问道：“你们到底有什么？”中方总是会从桌子底下拿出一沓纸来，然后说：“我们有这个，红头文件。”做生意没有确定、透明、可预期的规则，这对外资方来说是不可理喻的！

是的，那是一个没有法律，只有“红头文件”的年代，是一个刚刚告别了“无法无天”的文革，百废待兴、“百法待立”的年代。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组织法、人大选举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七个重要立法，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简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也被称之为中国涉外经济第一法。张月姣告诉记者，她有幸参与了这部“第一法”的起草。

这部诞生于1979年的对外开放的重要立法，只有短短15条！封闭多年的中国向世界宣布，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共同举办合营企业。并且郑重宣告“国家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这在“七八宪法”依旧规定中国只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的产权制度情形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可谓是横空出世！这部涉外立法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涉外立法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应运而生，从此一路高歌猛进。涉及涉外合同、税收、金融、竞争、反倾销、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一部接着一部，为规制各类涉外主体的涉外行为以及相关的权利义务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的支撑，并成为中国重建法治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

贝克·麦肯思进入中国20年之际的2000年，记者采访了她的全球执行主席、也就是后来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拉加德女士。我问她：“如今贝克·麦肯思在中国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拉加德的回答已然变成了“中国的立法一部接着一部，我们跟不上中国法律发展的脚步！”

开放的国门与人的解放

普莱西德湖村是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小村庄，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它。1980年的冬奥会在此举行，当时整个村子只有2700人，这届冬奥会因此又被称作“一个村子的奥运会”。让这届冬奥会蜚声奥运史的，是一群美国大学生业余球员组成的美国队击败了夺冠热门前苏联国家冰球队，并最终赢得金牌。这次胜利后来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冰上奇迹》，激励了一代美国青年。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这段“冰上奇迹”有点像中国女排在1981年世界杯上首次夺冠那样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中国人更为熟知的是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上许海峰一枪“零的突破”，而实际上中国重新参加奥运会是从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开始的。体育常常在历史的某些重要节点上扮演着着最先“破冰”的角色，而中国再度回归奥运大家庭，仿佛也在告诉世界，那扇“冰封”许久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改革开放初期，交谊舞会成为年轻人新的社交方式，男女青年们纷纷涌入涉外场所跳舞联谊，第一代涉外婚姻也开始萌芽。（本报资料图片）

“海外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令人谈虎色变，几乎与“通敌”同义。40年前的中国，涉外婚姻几乎是绝迹的。1981年9月9日，北京姑娘李爽站在外交公寓的玻璃门里，不敢再往前多迈一步。这位北京姑娘2年前与时任法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的外交官白天祥在一次画展中相识、继而相恋，这些天她一直只能躲在白天祥的外交公寓里。突然间，李爽身后开电梯的两个中年妇女，猛地把她拖到了院子里，此时等候多时的公安人员旋即将李爽推入警车。李爽被扣上了“向外国人出卖情报”和“有损国家尊严”的帽子，被判劳教两年。那位外交官也因此被驱逐出境，此事震动了法国和西方世界，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访华时特地向中方领导人请求：“请允许这位小姑娘赴巴黎与其相爱的人团聚并结婚吧！”后经邓小平亲自批示，1983年李爽终于同爱人在巴黎团聚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次颁布了《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自此涉外婚姻卸去了需经外办政审、需经公安机关批准的沉重枷锁。之后，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更以法律的形式对涉外婚姻的要件与权益予以了规范和保障。

40年，天翻地覆。改革开放，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历程，也是中国人获得人的解放的颂歌。如今，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足音已清晰可辨，这一次，她来到了家门口！

涉外律师的“两个第一”

1981年1月25日上午9时，北京正义路1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四人帮”正式宣判。审判“四人帮”是一次历史性的审判，是对文革“十年浩劫”一次法律上的清算！

在审判“四人帮”的过程中，有十多位律师参与了对“四人帮”集团成员的辩护。这也是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

中国的律师制度自1979年开始恢复，不过及至审判“四人帮”时都还没有“律师事务所”这个国际通行的称谓，那时还叫“法律顾问处”。直到1983年，司法部才在全国将“法律顾问处”更名为“律师事务所”。1983年7月15日成立的“蛇口律师事务所”，则是第一家首次启用“律师事务所”这个称谓的律所。

蛇口律师事务所（简称蛇口所）现任主任陈增源向记者介绍说“律师事务所”这个响亮的称谓，是同国际接轨的产物。蛇口所从一诞生，就同经济特区的诞生、同服务外向型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深圳蛇口工业区主要由香港招商局投资建设。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到1982年时方寸之地外商投资企业已达数十家。当时，这些三资企业的投资协议书和章程，房产买卖、银行按揭等手续，都只能在香港律师楼办理，这与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法律相悖，与国际惯例也不符。

图为姚峰律师在蛇口律师事务所前留影。1983年7月15日成立的蛇口律师事务所，是第一家首次启用“律师事务所”这个国际通行称谓的律所，当时律所只有姚峰一位律师。律所的首单业务是替一位港商办理出租房屋见证业务，并收取了第一单15元的涉外律师服务费。（照片由蛇口律师事务所提供）

蛇口所在时代和市场的呼唤中应运而生。律所初创时总共只有4人，专职律师只有曾于60年代毕业于湖北大学法律专业的姚峰律师一人。当时整个深圳只有3名律师。律所的第一单业务，是办理“香港熊瑞昌先生出租蛇口碧涛苑昌景阁2楼A公寓”的见证业务，收取了律师费15元。1984年，在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被称作全国最早的五大法学院之一的华东政法学院（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白馒头2分一个，糖醋小排骨2毛一份，15元是一个法科大学生整整一个月的生活费！这个15元的“高收费”就这样成为载入历史的第一单涉外律师服务费。

1979年，华东政法学院复校，首届学生中有一位段祺华。段后来自费去美国留学，从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毕业时，其学科论文题目是《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美国导师给了他低分，导师说：“等你真地在中国开办了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你再来找我，我给你满分。”

段祺华的梦在“小平南巡”之后得以实现。1992年11月，一份传真发到上海。时任司法部部长批示，同意段祺华在上海试点成立一家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1993年4月“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在浦东诞生，由此也成为第一家涉外私人合伙制律所。当时律所只有国营和合作两种模式，“段和段”的私人合伙模式被视作奇葩，更被外界视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

图为1992年11月上海司法局对同意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成立的批复。1993年4月8日，“段和段”正式在上海浦东挂牌，成为国内第一个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且律所主要为归国留学人员组成，以涉外法律服务为主要业务方向。（照片由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提供）

也就在上个月，“段和段”在重庆和和老挝CLX老-中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中老铁路正在推进，辐射的泛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来往将大幅增长。此前，“段和段”柬埔寨金边所业已成立。这一次，“段和段”将法律服务的触角延展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市场经济入宪与加入WTO

当1971年底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其实当时的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就开始邀请中国，当时是关贸“请”中国进去。不过，我们觉得关贸是个富人俱乐部，没必要参加。这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但是当改革开放的中国申请复关、入世的时候，却遭遇了如朱镕基总理所言“黑头发谈成白头发”的15年艰难曲折路。15个谈判春秋。中国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换了4位。

复关谈判的第一个阶段，从1986年到1992年，６年时间、４万个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个问题：“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一度在中国是理论禁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时甚至发明了一种提法叫“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曾任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回忆说，中国代表团曾使出浑身解数给关贸各成员国“花式”解释“商品经济”。但是，美国代表说，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一种叫计划经济，一种叫市场经济，从没听说过商品经济。欧盟代表也说，我们翻遍了词典，找不到“商品经济”这个词。

“市场经济”，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1992年2月，小平南巡。“南巡讲话”拨云见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番话为处于“姓社”还是“姓资”争论中的改革开放校准了航向，也为复关扫清了思想障碍。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四个字第一次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之后，入世谈判又历尽艰辛。《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披露，朱镕基后来在见到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时说：“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农业上做了多大的让步。我为此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你们知道不知道？”对于“让步说”，龙永图曾这样评述：“实际上一些所谓的让步就是一种进步，你开放一些市场给人家，你就增加了竞争能力，你开放了市场之后，你就知道国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越开放就越安全。”这番话，今天听来依旧意味深长。

图为2001年11月11日，时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多哈签署中国入世议定书。（本报资料图片）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入世使我国具有了全面融入世界规则体系的法律基础，中国因此也进入了第二个法律变革和清理与世贸规则相冲突法规的立、改、废的阶段。加入世贸，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法治中国立于世界之林

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2015年贝克·麦肯思拿到了梦寐以求的“001号”执照，又成为首家获准在上海自贸区设立联营办公室的外国律师事务所。这家1981首家进入中国的外国律所，此前，在依据《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核准的外国律所驻华代表处中，拿到的也是“司律证外字0001号”。“1”是这家外资所倍感珍惜和自豪的荣誉。

2014年12月4日，第一个国家宪法日设立。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被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地宣示：“到2035年,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从未止息。40年间，更有一批中国法律人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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