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法律问题研究系列—能源问题

能源危机的国际经济法律对策研究（上）

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能源是指一个包括着所有燃料、水源、阳光、和风能的术语，只要运用恰当的能量转换手段就可以让其为人类提供所需的能量[1]。其作为一种能够进行能量转化的物质，进一步可分为化石性能源与非化石性能源，前者如天然气、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系由藏于地底的古生物化石转化而来，后者则是指如太阳能、风能、氢能、水能、核能等新能源。按照辞海的解释，能源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并与社会资源一起构成“资源”的含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能源的发展史，一般将其分为：以运用薪柴进行生产实践的薪柴时代；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肇始的煤炭时代；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发轫的石油时代；以可再生能源为发展动力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时代或称之为后石油时代。[2]

一、能源的战略意义

能源是构成一国发展的战略要素之一，美国前国务基辛格就曾把粮食、石油、地缘政治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他的一句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一直被人们广泛引用。[3]正如2001年时任美国能源部长的亚伯拉罕指出的那样：“在今后20年中美国将遇到一个严重的能源危机。如果我们不能战胜这一挑战的话，那么国家的经济繁荣将会受到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就会有风险，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发生变化。”[4]

（一）经济安全

英国经济学者卡列茨在2008年就指出：“当油价每桶超过100美元时，就会对世界经济构成巨大威胁，引发全球性通货膨胀，这不仅会削弱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而且也会大大增加地缘政治风险，因为它将重新分配约4万亿美元的资金[5]”。假设人类并没有在能源依赖方面转向可再生能源，仍然以不可再生能源作为主要能量提供源，那么能源价格上涨将会给一国经济产生强烈冲击：

首先，在消费方面，根据价格学原理，市场中的各种商品价格是互动的有机体系，呈现出紧密衔接的价格链条，能源在价格链条上的任何波动，均会通过成本推动或者需求拉动的形式以不同程度向其他商品进行传导。具体而言，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作为交通运输、电力提供的能量来源，当价格上涨时，由于成本的推动导致价格上升，同时利润极有可能保持不变，根据供求平衡关系，成本与价格同时上涨会导致消费需求下降，进而导致总产量下降，最终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其次，在投资方面，在成本、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下，政府往往会采取经济紧缩政策。该政策也会导致宏观经济的增速放缓，进而引发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环境的预期恶化，最终投资将缩减。

最后，就对外出口方面而言，以石油为例，世界油价上涨通常会对原油和成品油行业的对外贸易带来利好，但总体上看整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却可能是恶化的状况[6]。以我国为例,因油价上升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成本在总体上予以增加，进一步导致我国总体价格水平的相对上升，客观上会造成抑制出口，鼓励进口，对外贸易状况一定程度恶化的后果。

另有学者指出，因为中国使用的主要能源是煤炭，所以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对我国影响并不很大。诚然，在2000年以前，我国的能源消费确实是以自产煤炭为主，但是我国当今的能源进口与消费格局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2014年上半年，我国石油产量为10357.1万吨，同比下降0.04%，净进口量为15328.3万吨，对外依存度达59.7%，较去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7]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50%的红线，在消费权重中逐年攀升，供不应求；相反由于煤炭资源分布不均，2001年以来煤炭出口呈逐年递减趋势，再由于煤炭自身的高污染、高运输成本和开采对地表的巨大破坏，我国的石油消费权重将会进一步上升。[8]如果没有一定的石油及天然气的能源储备而依赖进口，那么价格的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会日益严峻。历史的看，上世纪曾经的能源危机给当时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工业国家带来了极为惨痛的经历，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20%，到1982年美国则有15800多家企业倒闭或者改组，失业人数达到1000万，据统计，美、日、西德、法、意、英等七国集团在能源危机爆发后的1979至1982年间，失业率达到3.3%~6.2%！[9]经验教训就摆在眼前，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二）军事安全

恰如剑桥能源研究会（CERA）主席丹尼尔·耶金指出的那样：“如果世界上的油井突然干涸，这一文明就将崩溃”，“石油对安全、繁荣甚至文明的本质极为重要”，夸张的说，“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10]一战结束后，在1918年11月协约国之间的一次“石油会议”上，法国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贝伦格尔曾有感而发的指出：“德国人大言不惭，吹嘘他们在钢铁和煤炭方面的优势，却不曾充分考虑协约国在石油方面的优势”，他进一步预言到：“石油既是战争的血脉，也是和平的血脉。”[11]二战中，因为四艘满载汽油的补给船被英国炸沉而使得德国的“非洲铁骑”成为了一堆废铁，“沙漠之狐”隆美尔曾感叹道：“英国人攻击我们的汽油运输线，正打中了我们这台机器里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位。”日本偷袭珍珠港目的也不过是旨在重创美国舰队从而使其顺利入侵东印度和东南亚并由此保护南洋到日本的油轮航线罢了，幸好美国将所有用油存储地下，否则，用时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米兹的估计，战争将会再延长两年。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使人们深刻意识到，国家的军事安全是以能源的安全为前提的，法国一名官员曾断言：“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他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统治陆地。”[12]

此外,苏伊士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以争夺石油航运线路控制权为焦点的局部战争。其他的如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又何尝不是一场能源区域争霸的战争？

近几年来，中国南海争端愈演愈烈，究其深层原因还是能源惹的祸。上世纪60年代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南海及南海领域内各岛屿提出过主权或主权权利。但随着60年代科学界宣称中国南海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后，越南、菲律宾之流的南海周边国家纷纷行动起来，占我南海诸岛，非法开采中国的油气资源，其每年非法开采的数量已远超我国近海年开采油气量的数倍。[13]当前，菲律宾企图将南海上如黄岩岛、仁爱礁等岛礁并入其领土，进而达到对该海域的自然资源进行勘探开发的目的，不惜做跳梁小丑，数次挑战中国底线，挑起区域争端，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安全和能源安全产生了战略威胁。

2005年中国中海油公司拟出价185亿美元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但是最终未能成功，在法国学者洛佩兹看来，“对于美国来说，石油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在石油市场上有时连自由主义与法律条文都无计可施，为了不让中国在美国本土获得石油资源储备，本应主宰石油市场运行规律的经济和财政因素有时不得不让位于地缘政治的考量”。[14]

二、能源危机的概念之争

能源危机在许多人看来是由于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所带来的绝对量的减少，就是其稀缺性越来越高的一个过程。但长期以来，在能源有无危机或者说能源的短缺对人类是否构成永久性危机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论。

（一）经济学与生态学的论战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Simon在其著作“The Ultimate Resource”中发出一份要约，愿意在若干年后以现价卖出任何不受政府控制的矿产资源、食物或其他商品若干。[15]生态学家Ehrlich接盘，二人就锡、铜、镍、铬、钨五种金属资源签订期货交易合同，1980年它们各值200美元，合计1000美元。如果到1990年合同中五种金属的价格低于1000美元，则Ehrlich须向Simon就贬值部分付现，而如果价格上涨，则Simon须向Ehrlich就升值部分付现。结果10年后，在不考虑币值变化的情况下，五种金属的价格均无一例外的下跌，总值下跌576.07美元。该合同的五种标的中，锡渐趋由更易获得、成本更为低廉的铝所替代；随着镍的开采量大增，市场垄断不在；作为切割工具的材料钨被陶瓷所取代；铬的熔炼技术大幅进步后，成本下降;随着光纤的应用使得铜线的价格下跌。[16]

作为生态学家的Ehrlich基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远超过物质资料的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爆炸的结果必然导致资源稀缺性越来越强，价格越来越高。而Simon的胜利则得益于他对人的创造性这一因素的引入，“充裕”并不是由天然禀赋决定的，而是由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掌控与认知能力决定的，只要认为人的创造力无限，那么资源就是无限的，而资源的紧缺危机永远是暂时与相对的，恰如他所比喻的那样，人与动物一样的喜欢以鸡肉为食物，动物把鸡的数量越吃越少，而人则把鸡的数量越吃越多。[17]他援引自1870年起的100多年间的数据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就是每种自然资源的价格在这百年间实际上都下降了。之后的一系列研究更是揭示了在人类1万年的历史进程中，也曾发生过资源短缺的情形，这时通常的做法是找出替代品，而在替代品出现之前，人类往往能做到节制使用。[18]

（二）石油峰值论

但是，Simon的论证仅仅选取了矿物类能源作为考察对象，矿物类能源的特点是“一旦使用，永久使用”，它的循环与再循环利用率是非常高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的则不同，它们往往通过化学反应转化成了二氧化碳、水等物质，难以再循环使用，所以石油领域出现了“石油峰值论”（哈伯特钟形曲线理论）观点[19]。但是，“石油峰值论”毕竟现在仍然在学界不是主导地位，首先，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世界石油勘探开发呈现下降趋势。其次，由于1983年以来世界油价宏观上长期低落，国际油气勘探投资大量削减，当今世界上还有大量有待发现的常规油气资源。正如海泽顿和托伊费尔指出：“1980年，人们估测全球石油的储量为6450亿桶，今天这个数字变成了1.3万亿桶，而且在这20多年的时间内全球共消耗了7000亿桶石油，这些石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之前没有被人找到，现在之所以能找到他们，是因为新的勘探技术及其回报，所以我们永远也不会耗尽石油。”[20]最后，科技对石油采收率的提高与人类对新能源的创造性开发也导致“石油峰值论”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相反供求制衡的经济规律决定了新能源对石油的“替代效应”。

所以，能源方面的危机是指由现阶段人类发展对能源强劲需求与现有能源产量相对稀缺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而不是如同濒危生物物种那样“一旦消失，将永久消失”的情况，人类对濒危物种除了保护以外，难以进一步的将其投入到生产实践中。所以，在承认人类认知能力不断发展的前提下，能源的危机永远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对“能源危机”的态度不是用与不用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更为有效使用的问题。

（未完待续）

*刘冰,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1]《大英百科全书》英文在线版，网址：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187171/energy

[2]夏义善、陈德照编著：《中国能源环境气候外交大视野》，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3页。

[3]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事实上诸如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大战略家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能源政策有过深入的探讨，参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极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4]宋玉春：“2005年美国能源政策法案分析”，载《现代化工》2006年第3期。

[5]林珏：《能源价格变动与经济安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53页。

[6]何晓群，魏涛远：“世界石油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4期。

[7]中商情报网：http://www.askci.com/chanye/2014/08/13/1593gvoc.shtml

[8]相关数据请参见：夏义善、陈德照编著：《中国能源环境气候外交大视野》，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9~33页。

[9]江红：《八十年代国际石油风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0~69页。

[10]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与权力的斗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11]余建华：《世界能源政治与中国国际能源合作》，长春出版2011年版社，第15页。

[12]安维华、钱雪梅：《海湾石油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3]胡健：“南海缘何成为问题”，载《社会观察》2011年第4期。

[14]菲利普·赛碧叶·洛佩兹著：《石油地缘政治》，潘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15]Julian Lincoln Simon，The Ultimate Resour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P21。

[16]叶玉：《石油投资与贸易措施的国际法规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7]叶玉：《石油投资与贸易措施的国际法规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8]Jonh·Tierney，Betting The Planet，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02 1990。

[19]该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地质学家哈伯特于1949年提出，认为每个石油产区的产量都会存在上升期、稳产期和衰竭期，所有的产区一但超过其“峰值”，其就会走向衰竭。但是至今整个国际能源界对峰值何时到来有着不同看法，悲观派认为是2007年，乐观派认为是2030年以后，中间派则认为是在2020年左右。2005年在吉隆坡的第十届亚洲石油和天然气大会上专家们对“石油峰值论”进行了充分的观点对垒。参见：余建华：《世界能源政治与中国国际能源合作》，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第60~70页。

[20]亚伦·M·海尔顿，安德鲁·S·托伊费尔著：《能源投资》，朱晓婷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作者：刘冰律师